欢迎来到 上海在线
返回首页您现在的位置: 上海在线 > 娱乐 > 文章内容

贾樟柯: 一场江湖梦,不变乡愁情

作者: 编辑 来源: 互联网 时间: 2018-09-26 阅读:

今天凌晨起,《江湖儿女》正式全国上映。截止下午16点,影片累计票房过800万,豆瓣评分8.0。贾樟柯在电影里串联了过往影片,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宇宙观,中国式的江湖情义,讲得还是时代与情绪。

今天,导演帮用文字再次回望贾樟柯戏里戏外的时代与个人际遇变迁;明天,我们聚焦《江湖儿女》,体味贾樟柯的变与不变。

2018年初,法国《电影手册》发布了专题“年度最期待电影”,《江湖儿女》赫然在列,这部贾樟柯的又一长片一经面世就引发了大量关注。关于《江湖儿女》所呈现的漫长的17年的跨度,尼古拉斯·巴伯观影后在BBC文化频道刊登了一篇影评,他说“对于时间的流逝,电影人中少有像贾樟柯一样善于观察又诗意的影人,能够察觉人们对建设和智能手机科技的沉迷。”

事实上贾樟柯自己也曾经说到他“想用电影去关心普通人,首先要尊重世俗生活。在缓慢的时光流程中感觉每个平淡的生命的喜悦和沉重。”因此他的电影克制又写实,全景与长镜头充斥,又往往极少对白。如他大二时的学生作品开头,7分钟,2个镜头,就只拍主人公游走在北京岁末年初的街道上。这对观众来说无疑是一种考验。

后来贾樟柯在他的《我的焦点》中发问:“当人们的视听器官习惯了以秒为单位进行视听转换的时候,是否还有人能和我们一起,耐心地凝视着摄影机所面对的终极目标,那些与我们相同或不同的人们?”

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了《贾想I》的开篇作。

“我真正获得故乡,

其实是因为我离开了它。”

贾樟柯说:“我决定拍《江湖儿女》,从2001年讲到2018年元旦,故事的起点还是山西。”

“还是”。

他的处女作是《小武》,这部作品在国际上获誉满满,也让贾樟柯声名鹊起。马丁·斯科塞斯曾评价它“动人而精准。”

《站台》几乎可称作贾樟柯的自传了,讲的是1979到1989之间的十年,是贾樟柯个人从一个八九岁的孩子长大成人的十年,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十年。

再加上后来讲述破败小城里躁动不安的幻灭青年的《任逍遥》,这三部个人风格极强又与汾阳息息相关的电影后来被称作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

贾樟柯生于汾阳长于汾阳,小名“赖赖”,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是国营门市部售货员,还有个学音乐的姐姐。他的家境说不上多坏,但也没有多好,毕竟他的家庭在文革期间还是是“地主阶级”“右派分子”。以至于看完《站台》之后,贾父不评价电影,而是担忧儿子拍摄这种作品放在文革就是“反革命”。

人生前二十多年的时光里,贾樟柯是在汾阳小城渴望外面“遥远的世界”。“那时生活真乏味,打架都成娱乐了。我常去家附近的公共汽车站,那儿几乎天天有热闹可看。你就在那儿等着吧,肯定出事儿。有时有人被打破头,我就跟到医院看包扎。我们那时就那么无聊。”表现在他的作品中,就像《站台》里三明请表哥崔明亮转捎五块钱给他正在读高中的妹妹,并且转告她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永远不要回这里来。

这种在底层生活的经验是影响贾樟柯表达底层人物的主要动机。“它们来自我全部的生活经验。每个人都无法挣脱生活,背后都有人际关系的关联。”去太原学画的经历让贾樟柯忽然发现在汾阳即便是在混日子,也还是在稳定秩序之中。而一旦踏出了汾阳,他就“发现秩序之外还有另外的秩序,面对的生活完全不一样,你发现你是外来人口,你是最底层,很多身份的认同是这个时候形成的。”

1991年的一天,他在电影院看到了陈凯歌的《黄土地》,他被震住了,第一次认识到原来还有电影可以这样拍。从此之后他立志做一个电影导演。

贾樟柯说,他只能展现他的生命经验当中最熟悉的一部分,就像侯孝贤早期的电影,一直围绕着他的家乡、他的青春记忆而旋转。“这就是我自己的生活,我的感情、寄托,我的家人、亲戚朋友,我那些兄弟,我们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要表达这样的生活,所以就有了这三部电影里面人物的设置,空间(县城)的选择,如果我是在所谓城市长大的,那么很可能我先会拍城市。”

成名之后贾樟柯真正远离了故土。但在北京多年,贾樟柯大部分时间却都是待在他的工作室中。尽管在北京生活了半辈子,但他仍觉得自己是个外来者,“北京只是我工作和策划电影的地方。”

汾阳之于贾樟柯,不仅是一座山西小城,也不止是他的故乡。它是时代变迁的见证者,它就是贾樟柯的中国。

“当我在家乡生活23年的时候,我对我的家乡并不理解。因为我没有参照,我不理解我的故乡,我不理解我过去的生活方法。当我离开故乡长了,我在遥远的地方,我会想我的故乡,我才开始理解我的家乡,理解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解我家乡的贫穷等等。我真正获得故乡,其实是因为我离开了它。”

“我拍电影的动力不仅是热爱电影,

也是一种理想主义,

希望我可以改变社会。”

在拍摄《小武》以前,贾樟柯看了很多国产片,但这些电影对“当下中国人的生活状态以及当下中国社会的状态”的描述,无一例外是缺席的。因此贾樟柯希望从自己的创作开始,回到“当下”的情境里来。贾樟柯说希望电影能够“对快速变化的时代有一个快速的反应”,他想要“真实纪录”和“见证现实”。

贾樟柯说:“我觉得生命的珍贵,在人海里面。你只要注意每一张面孔,你就会注意到每一个有尊严的人。通过摄影机可以把我的这种感受呈现出来,它变成一种现实的存在。”

在贾樟柯这里,电影就是现实的写照。因为写实,所以细枝末节更为亲切,乃至于在冷酷的现实背景之下能够呈现别样的温情。一开始他的人物局限在汾阳小城。从《世界》之后,主人公开始走出了汾阳,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寻求一席之地。当然,贾樟柯的影像视角始终是从旁观者出发的,记录着底层边缘人物的生存状态,大时代下小人物命运的延展。

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在贾樟柯的电影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因为他们都是小人物,“非权力的拥有者”,无法掌控社会资源,对社会巨变无所适从,被动地生活在时代中。

贾樟柯说自己也是他电影中的小人物。现实中的贾樟柯也有他不得不面对的困境。

故乡三部曲也是地下三部曲。2004年《世界》在国内上映时,发布会上贾樟柯哭了,“8年拍了4部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上映……”即使在欧美口碑还不错,但是国内票房不理想,影院提前撤片。面对媒体,贾樟柯解释“艺术片适合长线慢放映;观众的观影习惯需要培养;甚至,让观众在大银幕上看到建立情感联系、展现现实人生的作品,远比票房更重要。”然而两年后《三峡好人》上映时,票房依旧不理想。

2010年,贾樟柯在王小帅的《日照重庆》首映礼上演讲,“每一次发片,媒体异常关心此类电影的票房数字,并喜欢提前宣判‘第六代’电影的死刑……在发片前就宣布这些电影票房惨败,作为导演,会觉得是釜底抽薪。连观望三天的耐心都没有,观众自然散去,没有人愿意看死尸,只有人愿意看奇迹。”

幸运的是贾樟柯不仅有中国市场,在欧美的版权和票房收入足以支撑他继续创作。随后在《天注定》的宣传期内他曾一个月飞七个国家,内心笃定电影能够上映成功。然而2013年11月19日,这部摘得2013年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奖的作品在国内取消公映。

在我们忧虑贾樟柯或许会重回地下时,贾樟柯在怀疑自己要不要继续当导演,“我现在的考虑不是拍哪一个,第一个选择是我还要不要拍,的确是没法在这个行业里做了,空间太小。”

2014年的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中,他说,禁止导演发声是无效的,科技发展了,人们可以到处看到这些作品,唯独进不了电影院。他问为什么我的电影在中国进不了电影院?

镜头中的贾樟柯朴素、矮小、温和又疲惫。他游走在汾阳街头,熟练地操着方言和乡亲们打招呼聊天,听到别人说在电视上看到他时会略显羞涩地低头微笑,故乡的朋友们关心的不是他的作品,会长篇大论问他怎么还不要孩子。“我还是赖赖,贾赖赖。”

我们银幕上的人们是没有口音、没有家乡、没有文化身份的。“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文化很有力量”。

“我愿意直面真实,尽管真实中包含着我们人性深处的弱点甚至龌龊。我愿意静静地凝视,中断我们的只有下一个镜头下一次凝视,我们甚至不像侯孝贤那样,在凝视过后将摄影机摇起,让远处的青山绿水化解内心的悲哀。我们有力量看下去,因为——我不回避。”

6个月后,贾樟柯决定拍摄新片,也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山河故人》。

“边缘化是一种惬意的状态,

但边缘意味着你什么也做不了。”

每一个时代的年轻人都有其茫然之处,贾樟柯始终在不断尝试。《山河故人》虚拟未来,尝试聚焦家庭关系。而《江湖儿女》则回归故乡,致敬前作。我们在电影中能够看到贾樟柯过往许多电影的痕迹,比如男女主角巧巧和彬彬的名字设定与《任逍遥》完全一致,而巧巧奉节寻夫的情节又与《三峡好人》“不谋而合”,三段式的故事结构与宏大的地理背景又与《山河故人》相似颇深。如果说《山河故人》是贾樟柯艺术追求和商业考量的博弈之作,那《江湖儿女》更像是贾樟柯电影创作的阶段性总结。

有人说《江湖儿女》是“贾樟柯电影宇宙”的开端,但是相较于如此潮流又简单粗暴的所谓“XX宇宙”的说法,纵观贾樟柯的电影创作史,不难发现他始终描绘的都是同样的“江湖”——那个隐藏在小人物的人生际遇中的当代中国。正如贾樟柯所说:“‘江湖’意味着动荡、激烈、危机四伏的社会,也意味着复杂的人际关系;‘儿女’意味着有情有义的男男女女。”在他们身上,你最终会看到“命运的起伏,时间对人的塑造。”

在他的电影里,唯一能超越时间的就是赵涛的存在。《山河故人》结尾处赵涛在文峰塔前雪地里起舞,不正让人想起《站台》中尹瑞娟在办公室的独舞吗?时代虽变,但赵涛所代表的女性的良善与坚韧始终存在。山河故人是她,江湖儿女也是她。除了赵涛,又有谁能够出演《江湖儿女》中的巧巧呢?

时代不断变革,冷漠更替,“每一个变革的时代,损害的都是那些小人物的利益,都是以牺牲他们作为代价。”《江湖儿女》的英文名《Ash Is Purest White》,恰是贾樟柯人生态度的体现。

或许有人说贾樟柯变了。但无论《山河故人》也好,《江湖儿女》也罢,都是贾樟柯的艺术表达与电影市场和政治体制博弈后的结果。前者要求他直击现实的冷漠和残酷,后者则给他设置了一道道障碍让他前行艰难。朱天文写侯孝贤电影记录的最后一句话就说:“商业一点吧。”

杨德昌描绘生命经验,王家卫制造时尚流行,李安生产大众消费。贾樟柯说“我的表达,我的历史观,一定要是独立的,但我告诉自己不要太边缘化,因为边缘意味着你什么也做不了。边缘化是一种惬意的状态——我仰慕很多那样的人——但我宁愿消耗巨大能量,尽力与我们所居这个时代的多个层面共舞。”

从1998年到2018年,从地下到地上,从《小武》到《江湖儿女》,二十年时光荏苒,时代巨变,而贾樟柯的电影艺术理念,也践行在其作品中,日臻成熟,历久弥坚。

-END-

上一篇:被迫转型的郭敬明,和他过气的“疼痛青春”消亡史 下一篇:剪辑,是艺术的第二次创作

相关阅读

发表文章

最新评论

更多评论
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的政策法规,严禁发布色情、暴力、反动的言论。
友情提示: 登录后发表评论,可以直接从评论中的用户名进入您的个人空间,让更多网友认识您。